第六百九十二章 千古難題

日子一天天過去，很快便到了春節時候。

薊城之中，家家戶戶都在準備迎接新年，街上的喧鬧夾雜著聲聲爆竹，傳入到了袁熙府邸中。

沮授抬起頭，看在還在滿屋的竹簡中提筆苦思冥想的袁熙，以及一旁發呆的郭嘉，不由苦笑著著搖了搖頭。

今天就要過年了，掾屬們早就都各回各家，和家人團圓去了，偏偏袁熙拉著兩人，商討年後在幽州村鎮安插官吏的事情，袁熙說出這些官吏負責的具體事項後，沮授便瞬間頭大了幾分。

管的好像也有些太多了！

從播種到救災，從義學到互助，從徵兵到勞役，這些下派的吏員都要掌握。

沮授也能瞭解袁熙的想法，在這之前，這些工作除了部分漢廷委派的吏員外，皆是由村裡鄉鎮的地主豪族干預的。

而且沮授認為，這種做法流傳了幾百年，也有著其合理性。

漢朝實行的是郡縣制，郡以下設縣，大縣（萬戶以上）設縣令，小縣（萬戶以下）設縣長，都是一縣的最高長官，與縣同一個級別的地方行政機構還有道，國，邑。

縣以下的是鄉，裡，亭，漢制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下有裡，什，伍，裡設里長，什設什長，伍設伍長，亭設亭長。

所以按漢制來說，其實有大量的村鄉吏員，也確實發揮了不少作用。

但實際上，漢廷對的行政權力能有效到達的最底層那一級，是縣令。

再到下面，就很難顧得上了，很多政令的下達和行使，雖然也要經過鄉長亭長，但真正落實執行出效果，就離不開另外一個勢力。

當地大族。

作為的地頭蛇，漢廷各級下來的政令，都需要其配合，不然完全無法推行。

而產生這種因素的根本原因，在於土地。

自西漢建立，從劉邦開始，推行了減免土地租賦的休養生息政策，十稅一改成三十稅一，用來增加百姓收入，擴大人口增長。

據史書記載，這種放任自流的無為而治政策，是漢廷的國庫日漸充盈的原因，乃至三代後的漢武帝能夠發動對匈奴的大戰。

這乍聽上去很美好，但仔細一想，卻完全不符合邏輯的。

國庫的錢，到底從哪裡來的？

有人說這是漢文帝向郡國開放了鑄幣權，以及賣爵位官位賺的，但只是一部分原因。

一般來說，若國庫充盈，百姓必然生活富足，但真實情況卻是漢文帝時期百姓生活困苦，甚至比劉邦立朝時還嚴重。

晁錯在《論貴粟疏》中描述，百姓依然處於飢餓和半飢餓的狀態，大部百姓依然在生命線上掙扎。

《漢書·卷二十四上·食貨志上》記載，許多百姓因為沒有地耕種，走上了落草為寇的道路，董仲舒數次上書朝廷的內容也是如此，所以當時有人私下將文景之治稱作是虛假的繁華。

封建王朝開國之後經濟變好，有時候和政策關係並不大，純粹是太平時代，人口大規模增長的紅利而已。

在漢朝初年到漢景帝時期，釋放了大量的耕地，也推行了減少賦稅的政策，但歸根結底還是分配出現了問題。

在這種鼓勵兼併土地的政策下，絕大部分土地被當地計程車族鄉紳擁有，他們不但拿到了漢廷的免租政策，同時還利用這個政策去剝削百姓，他們把土地以高價租賃給農民，有本錢的農民租賃土地，租賃費用超過了五成。

如果風調雨順，百姓在耕種過程中勉強能夠留下供應一家人的糧食，但在漢朝災害頻發，風調雨順的年份十不存一二，常態是連著數年歉收，百姓不僅交給土豪鄉紳的賦稅沒有著落，一家人的吃喝都保證不了。

於是百姓為了活下去，要麼賣身為奴，要麼成為流民，要了落草為寇，乾脆造反。

當一個朝代盜賊蜂起的時候，必然是朝廷的政策出了問題，這個從文景之治之前便開始的土地難題，困擾了華夏上千年。

之後歷朝歷代，從唐朝再到宋朝，最後到明朝，許多有志向的人，也都在想方設法改革土地政策，想要找出一條更好的路來，但每次改革，無一例外都是遇到了極大地阻力，最終都以失敗告終。

這便是幾千年來存在於村鄉之中的最大阻礙。

地主鄉紳。

鄉紳的正式名稱，直到宋朝才出現，但從秦漢計程車和紳的概念誕生起，就一直存在了，被稱作“四民之首”，在交通訊息不發達，政令不下鄉村的古代，是聯絡百姓和朝廷之間的一座重要橋樑。

於是也誕生了北宋時一句有名的話。

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

這裡面計程車大夫，便包括了廟堂之上的重臣大員，以及各層各級的官僚，最後乃至鄉間的地主士紳。

皇帝並不直接面對百姓，而是面對士大夫，再透過士大夫治理百姓，從而治理天下。

這種方式充斥著無奈，是封建社會的侷限性造成的，也有不少皇帝嘗試改變，最後發現即使是皇帝的的力量，也無法徹底解決。

這套東西形成定式後，最基層的鄉里村間，變成了最上面無法觸及的地方，雖有亭長伍長，但這種數年輪替的官員，怎麼比得上百年家族勢力深厚？

所以另外一種角度來說，在華夏大一統的外表下，很多地方可謂是地主豪族控制的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雖然明面尊奉的是朝廷律例，但也僅此而已了。

這種積重難返的陳苛，在皇朝興盛時倒還能維持作用，但在皇朝積弱的時候，變成了極為不安定的因素，尤其是朝代末期，皇權衰敗的時候，對於下層的平民百姓來說，決定他們生死的不是皇帝，而是同一個村裡的鄉紳豪族。

問題回到了當初，文景之治為什麼國庫會那麼充盈？

答案是，當時因為土地加速兼併，地主鄉紳和貴族成了惠民政策的受益者，自然在上繳利稅方面肯定非常的積極，不僅不會拖欠，甚至會想法設法多交，讓朝廷延續這種政策，為此他們會變本加厲剝削農民百姓，收取更高的租稅，來支援朝廷。

這便是文景之治，也是很多朝代國庫充盈，下面卻民不聊生，百姓流離失所，被迫造反的的真相。

而之後被飽受詬病的漢武帝劉徹，反而是趁著對外用兵的機會，大改之前的國策，逐步分化貴族和豪紳的權利和土地，用中央集權將土地重新流轉到了百姓的手中。

也因為如此，劉徹被出身地主階級的史官抹黑了不少。

在袁熙心中，漢朝只有兩個皇帝讓他佩服。

一是劉邦，二是劉徹，這兩人起碼知道百姓要什麼，其他人都差太遠了。

他將這些觀點寫下來，拿給沮授郭嘉等人看時，眾人無不目瞪口呆。

雖然他們都是博學之事，對於漢代的歷史和記載都很熟悉，但還從來沒有人這麼赤裸裸地將這層溫情脈脈的外皮撕得如此乾淨，露出裡面血淋淋的骨肉來。

相較於渾不在乎的郭嘉，沮授澀聲道：“使君.明公要做什麼？”

這是沮授第一次從心裡佩服袁熙的見識，也是重新開始認識袁熙這個人，他自然知道，袁熙不會無緣無故寫這種東西，自然是準備做些什麼事情！

袁熙微笑道：“還是先生明白。”

“幽州不像中原，沒有那麼多地主豪族，而且隨著外族南下，很多大族也會逃去中原。”

“這對我來說，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時機，我想嘗試著做些東西，看看能不能稍微改變這個天下，走出一條新的道路來。”

相比於受限於時代的郭嘉沮授等人，站在前人肩膀上的袁熙，明白這樣的土地政策走下去，最後都會進入一條死衚衕。

不僅是漢代，唐宋元明的衰落，都和土地政策出現問題有關，而且這幾千年來，無數比袁熙更加出類拔萃的聰明人的徒勞努力，宣告了這條路是走不通的。

對此現象，後世有評論，“單幹勢必引起兩極分化，兩年都不要，一年多就處出現階級分化，其中有些人還是貪汙多佔，討小老婆，放高利貸買地，另一方面是貧困農民破產，這恰恰是我們的社會基礎，我們的依靠。”

“包產到戶，短期內可能會增加一些糧食，時間長了，便會兩極分化，資產階級就會重新起來，剝削勞動人民。”

歷史的迴圈，便是如此，這是無可壓抑的人性，本來想要所有人都吃上飯，就是一個壓抑人性本能之惡的艱苦卓絕的偉大事業。

袁熙知道自己不能脫離於時代的生產力侷限，去做出一些高高在上，飄在雲端的不切實際的行為，他想要做的，便是給天下看到，起碼還有另外一條路可以走。

沮授固然驚歎於袁熙的想法，但他還是很快提出了反對意見。

“明公的想法，便是直接控制鄉亭，但沒有當地大族的支援，怕是寸步難行啊。”

“畢竟大部分土地都在他們手上，相比十有七八的冀州，幽州也佔到了十之五六啊。”

“既要他們的土地，又要他們為幽州出力，老夫實在想不出什麼方法，防止他們吃裡扒外。”

袁熙嘆道：“先生說到點子上了。”

他也不由歎服沮授的敏銳，這個問題，宋朝表面的最為明顯，受到的反噬也最為激烈。

宋朝嘗試將士大夫從土地上剝離開來，於是以相當強硬的態度和政策限制了士大夫的土地數量，同時用俸祿來彌補。

想法是好的，但在士大夫看來，我既然土地都沒了，何必還要為你大宋賣命啊？

女真遼國給的好處豈不是更多？

於是宋朝誕生了大量的投降派，士大夫通敵成了宋朝的主旋律。

朱元璋建立明朝後，看到了這個隱患，知道地主遲早會成為依附於皇權的寄生蟲，於是一邊大力打擊地主管員，一邊用諸王分封來控制土地。

但皇帝只有一個，地主卻有千千萬，甚至分封出的諸王最後也變成了最大的地主，所以朱元璋也失敗了。

到了明末，反水的人不僅包括很多官員，還包括了晉商等勢力，便是因為他們和政體的聯絡變弱，封建社會政體的根本是土地，剝奪了土地，便剝奪了認同感.

尤其是商人，商業越發達，和國家政體的聯絡便越脆弱，於是對政體的認同感也越薄弱，最終的道路，便是改換門庭。

歷朝歷代，商人有了錢便想取得地位，有門路的想方設法進入上層，沒門路的直接用家底造反，很多時候造反作亂的，都是私鹽販子起家的。

士農工商的排名，便是由此而來，不得不說，古人的智慧，有時候並不是那麼簡單的。

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不僅僅是在現實中掀桌子那麼簡單，人心中的那張桌子，也必須徹底砸爛。

所以袁熙對沮授道：“所以我想請奉孝先生在義學中，把我的這篇東西作為必修討論的科目。”

“另外幽州的村吏安排，由公與先生主持。”

郭嘉和沮授聽了，都是面露苦澀，袁熙這人，每次讓他們做的事情，都是極為難辦的，這次更是坑中之坑！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