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 而 好 事

先解釋一下“好”字音為（hào）。

寫這篇文章，來源於《酒譜》之內篇《酒之事》。皆因筆者也是一個“好”酒之人，起因不明，此話雖然不明，但實則卻來之有因。少時家境不佳，家人也無人有好酒之人，因而小時候沒機會飲酒，卻喜歡自家家釀的“醪糟”（láozāo），換做數百年以前或許也可稱為“飲酒”了。其實大部分原因是當時沒現在的經濟條件，除了三餐之外也沒什麼可調節口味的，糖果一類大概也僅在每年春節能得償所願的有一點點。所以每每醪糟不是家裡做菜和早餐用完，一半都進了我的腹中，或許因此物在家人眼中不算“酒”，也未對此過多反對，漸而基本對醪糟中所含酒精忽略不計，權當換口味和飲料，此大概算作是筆者好酒的先兆。

《酒之事》中所載歷代好酒之人的趣事，對比當下，也算是能有一二，唯先賢已去矣。《詩》雲：“有酒湑我，無酒酤我”而孔子不食酤酒者，蓋因孔子當亂世，惡奸偽之害已，故疑而不飲也。雖然身處亂世，不敢在外隨意飲酒，但孔子對於酒的愛好可見一般，並沒有因為怕別人謀害而不喝酒。孔子這樣的擔心在目前和平年代是不會出現了，用酒毒死人難逃高科技的辨別。但孔子的愛好卻同當今不少好酒者一樣，非是不喝，只是自己有自己的喝酒原則，在原則範圍內連孔子也會“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有先賢之例，飲酒應該有一個原則，放在當代社會，首要是不違法，不管是政府機關的禁酒令還是法律條文的飲酒後的限制行為，都必須是要謹記在心的。而與友人團聚、歡慶時刻、家族大事乃至國之大事，勢必當以“酒”而和之，方無缺憾。酒可助興、也可排憂，既可提升豪情，也可增添情趣，適可而止為佳，暢飲開懷視為豪放。

我們經常在典籍中看到古人豪飲，記憶最深的，莫過於《水滸傳》，是個漢子吃個飯都是幾斤，其實是量化標準和酒精度的關係。古時一“石”（dà

）等於十鬥。一斗合十升。漢代一升相當於現在的200ml，且酒精度很低，類似於現在甜酒的酒精度，所以來上幾斤對於當時來說並不算什麼。白居易曾說“戶大嫌酒甜，才高笑小詩”這裡的“戶”指的是酒量。意思就是說酒量大的人嫌酒太甜，少了酒味。而後來的“酒露”才接近於現在的白酒，而根據我國的濃香型白酒標準，25%vol的白酒已經算是低度白酒的極限標準了。最早的“酒露”具體多少酒精度不得而知，但肯定連目前的最低標準也很難達到，所以也可以理解古人為什麼是個漢子都能豪飲的原因，也才有我們看到的英雄們端碗一飲而盡，一碗接一碗的豪情壯志場面。

因飲酒而避禍、惹禍、避世、入世之人古而有之，比比皆是。

最早記錄因酒而避禍的當屬“商”朝的紂王的叔父“箕”子（jīzǐ）。紂為長夜之飲而失甲子，問於百官，皆莫知，問於箕子。箕子曰：“國君而失其日，其國危矣；國人不知而我獨知之，我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箕子這番言論是保全自己，身為一國之君，整日放縱的飲酒而忘記了時間，向百官詢問，沒有一個人知道這樣做有什麼結果。既然大家都不知道這樣的結果，我又何必要知道呢，所以別問我，那樣我會很危險的。於是推脫說自己喝醉了，也不知道。同樣紂王也應證了大禹當初所言，後世必有因酣酒而誤國之人，也給了推翻商朝時周武王討伐的理由之一。

而避世、入世最廣為人知的當屬“陶淵明”大家都記得他的歸隱和“桃花源記”，可實際上與他相關的“白衣送酒”的故事也說明好酒的他，雖然對時態不滿，但對於有人借酒與他相識卻沒有一點反感。陶淵明一生屢隱屢仕，最後一次為了生計出仕之時，《宋書·陶淵明傳》記載“陶潛為彭澤令，公田皆令種黍。酒熟，以頭上葛巾漉（lù）之。可見陶淵明好酒急切到什麼程度了，居然用了自己的頭巾來濾酒。也不想想頭巾髒不髒！公田三頃全種植可以釀酒的秫（shú）稻，在妻子的一再抗議下，才分出五十畝種普通的秔（jī

g）稻，樁樁件件趣事，實在是令人汗顏，我輩之人豈能比之。

從魏晉時“竹林七賢”（阮籍、嵇康、山濤、向秀、阮咸、劉伶、王戎）、隋之王績（字無功）、唐之李白（字太白）、宋之陶淵明（字元亮、潛）比比皆是的好酒之人，正因這些個好酒之人才有了酒而好事，後世才有了一睹當日風流之機。

由此而可見，好酒非是怪癖，歷代均有好酒幾近痴迷瘋狂之人，也不乏好酒成就傳世經典事件、經典文學之人。僅以此“酒而好事”與君共勉，不求好酒成就好事，但求好酒不誤正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