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學可不是西方的舶來品,而是中國人自己的智慧與創造。

公元一世紀,在張蒼、耿壽昌所作的《九章算術》中,第一次提到了“算術”一詞。

算術後又被稱為算學、演算法。

在宋元時期,出現了“數學”一詞。

雖然秦漢隋唐,數學發展不錯,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真正的數學巔峰時期,還是宋元。

如北宋沈括,自創了“隙積術”、“會圓術”;南宋秦九韶,發明了“大衍求一術”、“正負開方術”;

金元時期的李冶,發明了天元術(設未知數並列方程),還有元代朱世傑提出的“四元術”,這可是四元高次多項式方程。

說來慚愧,到了大明朱允炆時期,數學的光輝已然不在。

像是天元術、四元術的高階貨,幾乎成為了“絕學”,若不是清代有人挖出來,估計後世人都不知道。

朱允炆很清楚,數學是一切學問的基礎。

如果一個國家沒有大量的數學人才,那還怎麼得了?

但直接搬用古人的數學學問,又是不合適的。

中國古代數學有著一定的侷限性,它與農業需求有關,比如計算個糧倉大小,建築材料長短,土地面積,再整點天文、曆法。

對於商業、手工業之類,他們的關注並不多。

加上籌算本身的侷限,導致數學很難取得突破。

元代時期,珠算盤的出現,標誌著中國古代數學達到最巔峰,也是數學“經世致用”、流傳最為深遠的產物。

既然都到巔峰了,自然就要下山了。

明代朱元璋對於數學的定位,便類似於“婢女”與“奴才”,雖不能少,但也起不到太大作用,勉強留著。

朱允炆時期,數學依舊是沉悶無聲的,除了珠算撥弄利益之外,純碎的學術方面的探索,幾乎沒有。

沒辦法,朱允炆只好親自上陣。

要革新國子監課業,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僅僅是教材一項,便難住了朱允炆,教導商業,可以去找幾個富商來授課,教導農業,可以去找幾個農戶,可教導數學,找誰去?

古代數學缺乏思

辨,缺乏演繹邏輯,如果不能把這一塊補上,照搬照用,那想要實現大教育,不切實際。

沒辦法。

物理化學可以先放一放,可這數學,必須先革新了。

革新數學,就不能不革新數字。

如果總寫“今有八分之五,二十五分之十六。問孰多?多幾何?”之類,那僅僅是寫個答案,都需要用毛筆寫多久了?

必須引入阿拉伯數字。

雖然阿拉伯數字不是阿拉伯人發明的,而是古印度人發明的,但誰讓阿拉伯人為這些數字的傳播作出了巨大貢獻呢。

“皇上,解縉求見。”

雙喜稟告道。

朱允炆頭都沒抬,說道:“讓他進來吧。”

解縉走入大殿,行禮之後,對朱允炆說道:“皇上,國子監祭酒程師周、司業張智上書-請辭。”

朱允炆手中的筆頓了下,抬頭看向解縉。

解縉拿出兩封奏疏,交給雙喜,雙喜轉呈給朱允炆。

朱允炆展開看了看,便丟在一旁,帶著幾分怒氣說道:“不過就是輸了一場辯論,連這點挫折都承受不住,那便讓他們回家吧!”

“皇上,那誰來接替國子監祭酒、司業?”

解縉小心地問道。

朱允炆思索了下,道:“調翰林院編修楊士奇進入國子監,擔任祭酒,編修李志剛為司業。另外,問問國子監,誰還想致仕,朕絕對不阻攔。”

解縉聽聞朱允炆的語氣,便知國子監的請辭,當真是惹惱了皇上,謹慎地說道:“皇上,李志剛幾個月之前還是國子監的監生,如今升任司業,是不是太快了些。”

朱允炆低下頭,繼續寫《初階數學》,說道:“人盡其用,辦吧。”

“遵旨。”

解縉施禮告退,卻沒有返回內閣,而是直接出了皇宮,去了翰林院。

對於楊士奇,解縉很是看重,皇上將其提升為國子監祭酒,也是給出了一個極大的暗示,未來的楊士奇,很可能會成為禮部尚書,乃至內閣大臣。

在一間書房中,解縉見到了楊士奇與李志剛。

三人施禮分坐之後,解縉凝眸看向楊士奇,輕輕說道:“

楊編修,程師周請辭祭酒,皇上已然恩准,現命你來接替祭酒一職,統管國子監。”

楊士奇面無波動,輕輕起身,沉穩如常,道:“必不辱命。”

解縉暗暗點頭,然後看向李志剛,道:“你來接替張智,為國子監司業。”

“我?”

李志剛頓時站了起來,滿是驚訝與詫異,似乎懷疑解縉的話,但轉瞬之間,臉上便浮現出了笑意,興奮之情溢於言表,對著武英殿的方向拱了拱手,道:“臣必不負皇上重託。”

解縉暗暗驚歎。

楊士奇與李志剛雖然年紀相當,都是三十出頭,但李志剛的城府與沉穩,遠不如楊士奇。

僅此而看,楊士奇的未來成就,必是不凡。

在解縉走後,李志剛欣喜地對楊士奇說道:“祭酒大人,下差之後,可願溫酒一壺?”

楊士奇微微搖頭,沉穩地說道:“李兄,在朝廷任命尚未下達之前,我們還是翰林院編修,既是編修,如何能休息?《太祖實錄》正是用人時,我等需做好才是。”

李志剛驟然驚醒,對楊士奇深施一禮,道:“楊兄心如泰山,穩重無雙,是我心性不足,應自罰抄寫《大學》。”

楊士奇淡然一笑,拍了三下李志剛的肩膀,輕鬆地走了。

李志剛回味著:“拍我三下肩膀,莫不是讓我抄寫三遍《大學》?虧了虧了……”

翰林學士方孝孺最近很是低調,雖然擁有監察內閣的權利,卻很少參與內閣事務之中,而是一心撲在了《太祖實錄》上。

這一點與朱允炆的心思不謀而合。

朱允炆很清楚,方孝孺乃是學問宗師,是真正的大儒,然而這種大儒,是學術型的,而不是實幹型的。

用他研讀學問,修訂圖書,是一件好事,但若是用他治國,那大明天下,恐怕也只能重回周王朝了。

至於翰林侍講姚廣孝,一個古怪的僧人,能與他交流的並不多,除了楊士奇、李志剛與偶爾串門的解縉、夏元吉外,沒人會找他。

而此時的姚廣孝,並不在翰林院,而是在中軍都督府,見證著一個偉大的歷史時刻。

一個永載史冊,新軍制的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