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兩百一十八章 震旦

鍾觀光開的上海科學儀器館位於上海五馬路，也就是今天的廣東路，屬於公共租界的範圍。

位置挺好，距離外灘非常近，往北五百來米隔著三個街區就是如今上海的核心——南京路。

商務印書館在河南路，更近，步行只需不到十分鐘。兩人到了鍾觀光的上海科學儀器館，裡面儀器確實蠻多，感覺就像進了學校裡的實驗室。

鍾觀光立刻招呼過來他的朋友虞和欽：“和欽，看誰來了！”虞和欽是中國近代最早的一批化學家，還是第一個系統的提出有機物中文命名方案的人。

虞和欽與鍾觀光關係很好，兩個人一直在一起自學數理化科學。他當然知道李諭的名頭，激動道：“竟然是真人！不得了，不得了！快進來坐，今天您可得好好指導指導我們兄弟兩人。”李諭笑道：“指導談不上，倒是會有合作。我今後準備在上海等地建立學校，少不了購買你們的儀器裝置。”

“新學堂？好主意啊！您能親自出手，肯定比洋人的教會學校辦得好。”虞和欽讚道。

李諭在他們的儀器館中轉了轉，基礎的實驗儀器如燒杯、燒瓶、電容、電線之類的倒是還挺全乎。

不過基本所有的儀器上面都帶有日文，也就是舶來品。

“有沒有想過自己生產？”李諭問。鍾觀光無奈道：“實不相瞞，當初我們兄弟二人曾經有過這種想法，甚至還想過建磷廠，不過沒多久就失敗了。因為所有的東西都要靠進口，就連儀器、裝置及化學藥品都要委託外商才能輾轉買到，這麼高的成本，根本沒法運營。”李諭點點頭：“磷廠確實有點難。”差不多就是這麼個情況，磷產業非常吃礦藏，我國的磷礦基本都在西南地區，現在的發展還太落後，實在無力開採。

別說開採，探明都很費事。僅有的一點磷也就能造個火柴。虞和欽倒是一點都不氣餒：“我看以後還不如造玻璃，能製作儀器，少不了銷路。現在純靠進口，盈利太弱。”李諭說：“我聽聞山東淄博一帶有玻璃工廠，你們可以去找他們嘛。”現在的資訊蠻落後，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中國一直有玻璃，只是一直不被重視。

中國古代的重心放在了陶瓷上，西方則在玻璃上，這就導致此後的科技樹大相徑庭。

畢竟玻璃看似不重要，但卻實實在在影響了光學、化學、天文學、微生物學等諸多門類。

虞和欽對玻璃非常感興趣，畢竟他是個熱衷化學的，離不開瓶瓶罐罐各種實驗儀器，驚訝道：“竟有這種地方，我還真不知道。”李諭鼓勵說：“可以去考察一下。”從幾十年前開始，淄博博山的琉璃生產已經實行公司化模式，產銷量不小，產品還由青島海運出口，銷往國外。

不過博山的玻璃主要是生產琉璃器和平板玻璃，供出口和國內高階市場，和普通生活距離還有點遠，都是些什麼佩玉、屏風、棋子、念珠、佛眼之類的，一看就是一些達官貴人的玩物。

包括清宮裡的玻璃製造也差不多，純粹拿玻璃製品當做奢侈工藝品造出來玩。

至於在玻璃真正的日常用途上，目前國內已經有的不少玻璃作坊生產的東西又沒法和國外產品相提並論。

虞和欽對此是真的上心：“不知道他們能不能造實驗儀器。”李諭笑道：“就算是不能，也可以試著商量。”虞和欽說：“要是能到學到手藝最好，以後還是自己造更舒心。”

“那敢情好，上海這麼大的市場，絕對會很有銷路，”李諭說，

“不過要真想學點先進的工藝，去國外深造更好。”工廠可不負責教，而且現在學徒制又有門檻，所以真想學制造，還是得去學校。

“我正有去日本留學的打算，不僅是學玻璃的製作，更主要還是要學一下最新的化學理論，”虞和欽說，

“還有，幾天前我在看剛從國外買回來的一本化學書時，突然發現門捷列夫先生的化學週期表後提到是你啟發他做出了新的週期表。”李諭說：“你的資訊還蠻快。”鍾觀光也說道：“當時我們還以為是有重名的，但門捷列夫先生著重提到了是來自中國的李諭。”虞和欽說：“我一直敬仰他老人家，真沒想到李諭先生竟然已經見過他本人，還能幫助他的研究工作。”李諭笑道：“不過是突發奇想罷了，主要的工作門捷列夫教授已經完成。”

“那也很不簡單！”虞和欽嘆道，

“哎，我的知識還是太落後，想要趕超，看來出國深造是必然，我也聽過不少人去了日本讀書。”

“那就去吧，”李諭說，

“現在日本的大學雖然還比不上歐美，也已經達到了正常水平。”虞和欽道：“能去日本學一學確實不錯，正好我也想知道他們到底是怎麼從一個窮國發展起來。”虞和欽此後會到日本的帝國大學化學科學習，話說他回國後還被清廷頒發了格物致知科進士、翰林院檢討。

李諭與他們又聊了一會兒，他們對李諭的科研成果相當感興趣，畢竟也一直在自學科學，只不過李諭的東西都是比較高深的，目前是看得雲裡霧裡稀里湖塗。

李諭和他們講了一下學這些東西要具備的數理知識，聽得他們已經是驚呼不可思議。

李諭待了大半天，留下電報聯絡的方式後才離開。——現在謝煜希有的是錢，他們下榻在了上海匯中飯店，也就是後世赫赫有名的和平飯店。

這地方視野真是太好了，而且伙食相當不錯，只不過還沒有達到改建後和平飯店的富麗堂皇程度。

這天早上，李諭還在吃飯，蔡元培就與另一人找了過來。反正現在租界不大，找到他很容易。

蔡元培說：“李諭先生，這位是馬相伯神父，聽聞你再次抵滬，定要來見見。”李諭飯還沒吃完，連忙站起來說：“馬神父，久仰久仰！”馬相伯已經六十多歲，說道：“上次就想見你，可惜你走得太快。”這位馬相伯就是復旦大學的創始人。

既然叫他神父，也就是說他信奉基督教。——歐美傳教士在中國的傳教整體上堪稱失敗，作為正宗基督教，信眾以及號召力甚至比不上洪秀全的

“拜上帝會”。也真是醉了。但歐美傳教士再失敗，花了這麼多年，總歸是有點效果。

馬相伯的父母就是虔誠的基督徒，所以馬相伯剛生下來就接受了洗禮，長大後還拿到了神學博士頭銜。

不過1876年時，他就因為自籌白銀2000兩救濟災民，反遭教會幽禁

“省過”，憤而脫離耶穌會還俗。只不過他還是信奉著天主教。馬相伯精通多國語言，此後被李鴻章器重，但萬萬沒想到的是，他做得最多的事竟然是跟著李鴻章奔走於各大談判桌，充當翻譯，簽署一個又一個的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

真是太悲催了。李鴻章背上了賣國罵名後，馬相伯也跟著被罵做漢奸，是李鴻章的看門狗、走狗。

他想不通，自己明明一心為國，卻為何換回的是天下人的唾罵這時候已經年近花甲，馬相伯倒是豁然開朗，也想不在官場繼續混了，轉而開始搞教育。

正巧剛回上海就遇上了南洋公學的罷學事件。蔡元培向閒居在南洋公學附近的馬相伯請求創設一所講授拉丁語、法語和數學的學校，接收這些學生，馬相伯欣然同意，也就是震旦學院。

其實蔡元培，包括張元濟、李叔同、于右任等大名人都可以算是馬相伯的弟子。

當初蔡元培找到馬相伯學過拉丁文，馬相伯卻對他說：“你一個人，又人到中年，學了能有什麼用？”言下之意自然是找些年輕人來，以後年輕人才是國之棟樑。

這次蔡元培拉來這麼多人，馬相伯挺高興，於是在法國天主教會的協助下，在徐家彙天文臺的舊址開辦了震旦學院。

震旦出自梵語，是古代印度對中國的稱乎。李諭道：“當時著急去武昌見張大人，的確有點倉促。”馬相伯說：“我剛剛建立了一所震旦學院，裡面的學生不少都知道你的大名，一定要讓老朽請你過去做個演講，不知道能不能賣老朽一個面子？”李諭笑道：“當然沒問題。”雖然震旦學院嚴格意義上不能算是復旦大學，不過淵源太深，而且此後震旦學院撤銷，不少院系還是劃到了復旦。

馬相伯說：“閣下貴為帝師，又精通科學之道，獲得英國皇家學會外籍院士之殊榮，我想學生們一定會非常歡迎。”蔡元培也說：“我也把愛國學社的人一併拉來聽一下。”

“很好，”馬相伯說，

“說不定能為我的學院招點生源。”震旦學院可以算作中國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學，今年剛剛開學，才沒幾個月。

教會現在也沒有干涉學校運作。但基督教會兩年後就會強行拿下震旦學院，變為教會學校。

那時候馬相伯才帶著一眾學生憤而離校，創辦了復旦大學。所謂

“復旦”，便有

“恢復震旦，復興中華”雙重寓意。可見基督教想要在中國傳教之困難與失敗……改成教會學校都不行。

震旦學院的第一屆學生人數很少，只有二十人。專業也僅有

“文學”和

“科學”兩門。李諭的名頭在學校裡很響亮，再加上兩位校長一起過來，所有二十人外加愛國學社的上百人一起擠到了並不大的震旦學院校園中。

馬相伯年齡不小，嗓門也不小：“都安靜下！大家都看到了，今天來的是當朝帝師、科學巨匠李諭先生，得聞先生教誨的機會可不多。今後諸位也當像李諭先生一樣，精進學問，名揚四海。”李諭走到眾人面前，朗聲道：“馬校長讓我講點什麼，要講科學顯然時間不夠，而且今天也不是研討會。所以我想談談面對如此的時代，大家應如何在科學上走出一條路。各位既然有志進入西學的學堂，當然也都明白科學的重要。堅船利炮只是洋人強大的表象，他們的政法以及工業水平才是背後的關鍵。而決定工業水平的，就是科學水平。我想告訴各位，一旦想要走科學這條路，首先就要知道將會是一條漫長而且曲折的路線。支撐強大工業的科學理論或者說科學門類極為複雜，不僅是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等等耳熟能詳的，——它們也僅僅是大門類。各位將來要學的，是其中繼續細分的學科，諸如電磁學、結構力學、材料學、製藥學等等，專業五花八門，但每一樣都很重要。所以這是個綜合起來的事情，一個人僅僅能在某一個方向上突破。然後千千萬萬的人聚集起來才能讓科學強大，繼而推動工業的強大。這與過往單純研究經學是截然不同的，需要大家分散去鑽研新東西，而不是都盯著古籍去想古人為什麼這麼說。科學要的是創新，並不是復古。當然，我也並不是說不需要去研究經學，只是現在我們缺少科學的人才。所以我希望各位能夠在學初等的數理知識時，務必打好基礎，因為這些寫在教科書上的都是最最基礎的內容。是的，都是最基礎的東西，毫無新意，因為在洋人那邊都是中小學知識。洋人既然不怕我們學，就說明只學它們做不了太大的事。你們今後要學的東西，遠比教科書上的難百倍千倍，遇到的困難也會數不勝數。但你們也看到了，現在我們被打得千瘡百孔，所以學習再苦，也沒有被人騎在脖子上苦。”李諭講完，蔡元培第一個鼓了掌：“精彩啊，學習再苦，哪能有被人欺壓苦。”這句話其實是後世成人教育界挺出名的一句話：吃不了學習的苦，就要吃生活的苦。

這時候李諭稍微改動改動，效果也很好。馬相伯當年跟著李鴻章談判時，見過太多頤指氣使的洋人，眼中都要泛出淚花，用力握著柺杖說：“苦！天底下最苦的就是我們！”從南洋公學和愛國學社過來的學生都是些熱血青年，其中還包括鄒容，他們同樣看夠了山河破碎，李諭一番話說到了他們心坎裡。

“原來想要強大，這麼難。”

“這麼說，要敵過沙俄，就需要成千上萬精通西學的人。我們還做什麼義勇隊，學到真東西才能贏他們！”李諭就是看了他們拒俄大會上的康慨演講有感而發，他們都是有點基礎的人，遊行抗議沒問題，但搞義勇隊確實有點沒必要，真正的功夫最好還是放在求學上。

一群學生要是天天想著當義勇隊去和沙俄正規軍打仗，那是當炮灰，不明智。

本來這種事就是清廷該做的，如果清廷不做，根源還是出在清廷身上，目標選得也不太準確。

清廷的愛新覺羅們賣國這麼多年，已經快把老底賣光了。不想著解決問題，現在倒是拼命想要解決提出問題的人，此後他們會極力鎮壓參與拒俄運動的學生，實在可笑。

人家拒俄也不行，聚個會就以為是鬧革命。但李諭這次演講很成功，靠著名氣，很快震旦學院就會蜚聲四起，不少學生前來報名。

其中就有此後專門玩革命的：于右任、邵力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