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兩百四十章 易主的狀元

清朝時進士能繼續進修，說明以後能爬到的位置更高，那些成績不太好的才會直接去當官，所以能進入翰林院或者京師大學堂仕學館的基本都是些有名有姓的人物。

尤其是來到進士館的八十人，將來不少會派往日本留學，歸國後發揮了一定的餘熱。

但李諭顯然不是來給他們講課的，畢竟人家都是進士。

好在李諭現在也是個“榮譽進士”，大家坐下來還是可以正常交流交流的。

能給他們高高在上講課還讓他們心服口服的，只能是當朝重臣，畢竟考進士的，除了極少數，基本都是想走仕途當官。

榮慶現在的官銜雖然和另一位管學大臣張百熙一樣，但榮慶還兼著尚書的要職，所以先講話的就是他。

這批進士參加癸卯科考時，榮慶還是副考官。

禮堂上，榮慶說道：“諸位將來與我都會是同僚，共商國是。”

這麼說其實就是表明以後都是自己人，封建王朝科考，中進士的往往會認做考官的門生，所以在封建王朝裡當個考官是個超級好差事。

榮慶又說：“能進入這裡，說明朝廷重視爾等，今後應當盡心盡力於朝廷，以進入更重要的職位。”

“……”

榮慶巴拉巴拉說了半天，講的基本都是從個人角度出發讓他們學會當個官，以圖更高職位。

這些也正是進士們最想聽到的，算是打了針興奮劑。

而此後另一位管學大臣張百熙角度就有點不同了，他說道：“諸位已然是進士及第，然則既然來到仕學館，便依舊要繼續學習。從我執掌大學堂這段時日看，諸位要學習的東西有很多。你們將來都是各部堂之要官，如若真有心於社稷、有心於朝廷，有心於強盛，那麼你們甚至可以說是剛剛開始學習。

“我可以在這告訴你們，朝廷將來會闢出多個新部門，學習於日本國以及英吉利國等西洋制度，比如警察部、商部、郵傳部等。新部門自然是需要懂得西學之人，朝廷的意思也是需要眾多有此方面才華之人才在大學堂中設立進士館。但關於新部門之學問，就連我也僅僅是一知半解，甚至半解也沒有。

“伱們大部分想來也不懂得西學，要是將來真的當到部堂位置，這是萬萬要不得的。

“因而你們應當在此盡心盡力用心於新學問，不要瞧不起西學，更不要懼怕西學。因為我們眼前就有一個成功的案例——李諭，他對於西學中十分難以掌握的科學一道已經做出了極高成就，讓洋人都崇拜不已。所以我想中國人是可以做到的，你們要有這樣的決心，學明白洋人的學問，也就是學明白富強的學問。”

看得出，張百熙還是很想讓京師大學堂做出點成績的，也希望讓進士們成長為西學方面的專家。

雖然在他的心裡，京師大學堂的位置有那麼一點借用西學框架的翰林院形式，但起碼他的想法還是沒什麼問題。這些進士能在萬人過獨木橋的科舉考場上殺出來，想來在學習能力上起碼不會太弱。

李諭沒承想張百熙在最後還提到了自己，莫非真要把自己當成個標杆。

此後嚴復和丁韙良等京師大學堂的總教習們依次給進士們講了講此後的學習方向以及科目設定。

和翰林院還很大不同，因為在進士館裡，學的東西很多進士是真的一點沒接觸過。

考慮到今後他們基本還是走入官場仕途，所以科目設定上偏向於政法方向。後來留學日本時，大部分也是修的這方面專業。

只不過他們大部分人學得再明白，還是無法理解到政法中關於改革或者說革命的真正核心。

癸卯科狀元王壽彭在聽到此後的分流方向後，問道：“我們都要去國外？”

嚴復是出過國的，回道：“最好如此，因為不出去，就不知道別人什麼樣。”

王壽彭說：“莫非在這裡學不到經世致用的學問？”

嚴復說：“很遺憾，最少學不全。我們雖稱為大學堂，但與日本國或者歐美之大學堂，尚有不小差距。”

王壽彭又問：“那麼我們出去後，還是要進入洋人的大學堂？”

嚴復點點頭：“沒錯。”

二甲進士朱國楨也問道：“洋人大學堂裡有很多此般學生嗎？”

嚴復又點了點頭，略顯沉重地說：“很多。”

其實1903年這兩場科考，一場癸卯正科，一場經濟特科，狀元都是換過的。

本來癸卯正科點的狀元就是這位朱國楨，他在保和殿殿試中名列一甲第一名。

但名單送上去，咱們的慈禧老佛爺舉著單片眼鏡一看：“這名字不行！”

姓朱，那可是前朝皇帝的國姓！而且名字取得似乎還有讓朱家之國興盛之意，頗有餐位奪權隱喻。

轉而看到王壽彭的名字，嘿，這名字好！

慈禧正好七十大壽，有“壽比彭祖”之意。

好，實在是好！

再加上慈禧也喜歡這種點狀元的感覺，因為只要她御筆一提，此人肯定對自己感恩戴德。

摻雜著莫須有的原因以及政治考量，朱國楨與王壽彭便因為名字的原因調換了位置。

一個是名字惹的禍；

一個是名字來的福。

一家歡喜一家愁。

到手的狀元丟了，朱國楨肯定失望至極。

不僅僅他本人，湖北籍的官員們也為他鳴不平，當天集體罷朝一天，以示抗議。

社會上同樣有不少人對此事的真實性表示懷疑，輿論蜂起，莫衷一是。

新科狀元王壽彭為此曾特地寫了一首打油詩：

有人說我是偶然，我說偶然亦甚難。

世上縱有偶然事，豈能偶然再偶然。

只不過王狀元此後卻頗為平平，什麼業績也沒做出來。

唯獨值得一提的可能就是後來軍閥張宗昌主政、瘋狂禍害大好山東時，突然想到還有個老鄉是狀元，於是問手下人：“王狀元在清朝當什麼官？”

手下人回答：“湖北提學使，相當於湖北省教育廳廳長。”

張宗昌大手一揮，說：“那就讓他來咱山東當個教育廳廳長吧！”

於是乎王狀元重新出山。

他向張宗昌建議，把原來的幾所學校合併，組成省立山東大學。

因為在1914年國民政府實行全國設立大學區時，只在各區中心城市設大學，山東大學堂由於隸屬中心城市北京，所以大學堂被裁撤了。

話說這個所謂的大學區制度十幾年後還搞過一次，反正就是臭棋一枚。後來那次大學區改革更是搞得烏煙瘴氣，蔡元培等人更是差點氣走。

但軍閥張宗昌一聽，卻感覺狀元就是不一樣，一抓就抓到了根子上，這樣一合併，起碼境界上去了。於是任命王狀元為省立山東大學首任校長，也是狀元裡面出任大學校長的唯一一人。

不過王壽彭畢竟是舊時代的狀元，對現代的大學教育一竅不通，仍然按照封建時代那一套，要求學生們都穿長袍馬褂，還要向孔聖人跪拜，弄得學生們很不滿：拜託，現在都20世紀了，我們上的是大學，不是私塾！

當時全國對孔教的各種聲討已經非常大，王狀元基本是在開歷史倒車。

連張宗昌都覺得不對，人家大學生要打倒的就是舊禮教，你倒好，又給人拾起來了。

於是王狀元連校長也當不了了。

但作為前清狀元，王壽彭字寫得還是可以的。

他當校長的時候，曾經對山東大學附中的學生說，誰要是能夠連續兩學期拿到第一，就送他一副對聯。

拿到這幅對聯的人就是文化大師季羨林。

王狀元此刻在京師大學堂聽到洋人有這麼多大學生，驚訝道：“那麼說，洋人也有這麼多進士？”

嚴復糾正道：“不能說進士，只能說大學生。而且洋人的大學裡不僅有你們將來要重點學習的政法科目，還有許多其他諸如數學、物理學、工程學、機械學科目。”

王壽彭訝道：“這些學問也要在大學堂學？”

嚴復耐心解釋說：“是的，在洋人的大學裡，它們同樣重要。”

王壽彭道：“我還以為都是些匠人的細枝末節學問。”

嚴復說：“並非如此，所以我才要你們出去看看，世界到底是個什麼樣子。在洋人的世界裡，李諭這樣的人也很重要，科技正是我們的一大弱項。而且李諭所得到的英吉利國皇家學會外籍院士一職是極高的，位列大學堂上至少兩個層級。”

嚴復知道盡可能拔高李諭，才能讓他們學習西學更加賣力。

丟了狀元的朱國楨非常感興趣：“嚴師說的科技真有這麼重要，能讓洋人這麼強大？”

嚴復對李諭說：“這種事還是你說得清楚。”

李諭說：“確實很重要。西方能夠這麼強大是個很複雜的問題，硬要簡單點說的話，很大程度上就是他們在各自完成資產階級革命，又經歷大航海時代，掠奪無數資源後，兩次工業革命再次全方位提升生產力。

“很大程度上是歷史的巧合與此前幾百年的鋪墊，這種鋪墊與巧合雖然是不可複製的歷史必然，但強大的結果顯而易見，勝王敗寇沒什麼好說的，所以很多值得我們學習，就比如政法與科技。

“與我們不同的是，西方強大的是工業，而我們僅僅是農業，這是一種代差。支撐工業強大的因素有很多，其中隱藏的一條線就是科技的發展，不然沒有機械學的進步，洋人就沒有能夠掠奪世界的先進武器；沒有蒸汽機就沒有馳騁世界各地的輪船火車。而機械學的偉大又離不開基礎科學的發展，總之環環相扣，是個厚積薄發的過程。”

李諭雖然已經是儘可能精簡地去說，甚至省略了很多也比較重要的細節，但進士們依舊聽得雲裡霧裡。

主要是一些現代人看起來非常像常識的詞語，在他們耳朵裡就是高深莫測的術語。

什麼“資產階級革命”、“生產力”、“大航海”、“資源掠奪”、“基礎科學”對他們而言都很難理解。

但朱國楨卻聽得津津有味：“這才是經世的學問！原來李諭老師不僅精通科學，也懂得治國的大道理。”

李諭對於政法方面肯定不懂，知道這些完全是初高中歷史課政治課上學的，於是笑道：“我不過略知皮毛，而且我也不是什麼老師，我同樣畢業於大學堂。”

朱國楨說：“那您就是師兄。”

李諭說：“論年齡，我可能還不如你大。”

朱國楨卻說：“聞道有先後，這聲師兄是少不了的。”

想不到這個當朝進士、並且還是差點成為狀元的人，竟然成了李諭的小迷弟。

不過朱國楨確實對科舉以及清廷頗感失望了，此後也沒什麼太大建樹，如果真能投奔李諭說不定還能做出點事，以後詞條編寫他的時候說不定就不會只說他因為名字丟了狀元。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