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時、荷蘭、盧森堡一直被稱為低地三國,距離非常近,趁著還有時間,李諭隨著昂內斯與洛倫茲一同坐火車前往了荷蘭。

透過火車的窗戶望出去,很容易聯想到一戰時德國的進攻路線,他們選擇繞道這裡進攻巴黎確實是地理上的必然。

昂內斯看李諭有些出神,好奇問道:“李,你在看什麼?”

李諭說:“沒什麼,就是看看風景。”

洛倫茲說:“風景確實不錯,我每次坐火車都會選擇靠近窗戶坐下。”

李諭轉移話題,問道:“今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會頒發給誰?”

洛倫茲說:“不出所料應該就是法國的讓·佩蘭教授。”

李諭說:“佩蘭教授確實值得這塊獎牌。”

按照歷史,1911年的諾貝爾獎應該是頒發給維恩,基於他對黑體輻射的維恩公式。

不過現在李諭橫插一腳,論證了普朗克公式的正確性,諾貝爾委員會自然不可能把獎項頒發給維恩。

至於普朗克,諾貝爾獎委員會暫時也不敢授獎,因為他的理論中包含了“量子”這個幽靈,實在難對付,大家沒有形成共識,只能暫時擱置。

正好另一邊讓·佩蘭透過實驗給原子學說蓋棺定論,發給他一塊諾獎沒啥毛病。

讓·佩蘭算是提前十來年拿到了諾獎。不過也好,1926年騰出來的那塊諾獎空位,李諭要培養箇中國人拿。

而歷史上拿了1911年諾獎的維恩確實知名度有點低。

此前對他有過介紹,但實際上一些介紹諾貝爾物理獎百年獲獎人物的全傳類書籍,都會跳過1911年的維恩(1912年的諾獎獲得者達倫實際上是個友情頒發的獎,與物理學關係不大,但書中對他都有介紹)……

原因自然與維恩在一戰時期的過激行為有關。

一戰以前,算得上科學的全球化時代,歐洲的科學家們還沒有太多國家概念,互相交流很常見,更沒有什麼立場煩惱。

一戰後亂成一鍋粥,科學界被迫站隊,但大都沒有什麼實際行動,只是做做樣子。

維恩的表現與二戰時期的德國科學家萊納德、斯塔克等人太像。他要是活到二戰時期,估計也與他們一樣是個搞“德意志物理學”的鈉脆人。

所以維恩沒拿獎就沒拿吧,畢竟還有的是夠資格的獲獎人。

李諭與昂內斯、洛倫茲來到了萊頓大學。

李諭說:“看報紙上說,幾年前昂內斯教授已經完稱了液氦製備。”

“是的,”昂內斯說,“提到液氦,我又想到了你在布魯塞爾講的那個關於人工合成鑽石的烏龍故事。兩年前,我在實驗中也獲得了一種白色鱗片結晶體。於是我立刻給英國的杜瓦教授發了電報,告知自己完成了氦氣液化。

“《泰晤士報》隨之頭版頭條發了新聞,就連美國的報紙都宣稱‘萊登大學的昂內斯分離出一種此前被認為是氣體的金屬!’

“是我很快發現,這也是一個烏龍。實驗錯了,我得到的其實是混入的液態氫。”

洛倫茲笑道:“當時鬧了不小的笑話,還好半年後昂內斯教授得到了真正的液氦,不然整個萊頓大學都要在英國人面前抬不起頭。”

昂內斯說:“那是肯定的,杜瓦教授一定會揪著這件事不放。而且如果他比我提前完成液氦製備,我的努力就會前功盡棄。”

李諭說:“現在科學界都這麼捲了嗎。”

“卷是什麼意思?”昂內斯不太懂。

李諭說:“就是競爭激烈。”

洛倫茲說:“競爭確實算得上激烈。畢竟氦氣是唯一還沒能完成液化的氣體,做到這件事,很可能會是一塊諾貝爾獎。”

昂內斯說:“單純的製備液氦談不上什麼,我最近突然發現了低溫時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比如水銀在液氦的低溫環境下,電阻突然消失。並且消失地非常突然,不是一點點消失,而是在到達4.2K左右時突然消失。”

洛倫茲說:“實驗要多做幾次,千萬不要再出錯。”

昂內斯謹慎說:“我當然明白,還要拿更多的金屬實驗。”

李諭知道這就是超導現象的發現,於是說道:“我能不能借用實驗室做點試驗?或許也能幫點忙。”

昂內斯並沒有阻攔:“如果沒有你的幫助,我們不會從美國那裡得到這麼多氦氣,伱要使用實驗室的話自然沒問題。”

“多謝。”李諭說道。

超導現象是昂內斯發現的,但昂內斯的並沒有發現低溫抗磁性,受限於科學觀念的限制,更沒有發現量子霍爾效應。

李諭準備先把低溫抗磁性搞出來。

這麼一來,估計兩年後他就會和昂內斯一起再拿個諾獎了……

參與一下超導這個經典物理學的最後一次高光時刻還是挺激動的。

可惜這兩個現象雖然很有趣,物理意義也不小,但現實意義目前幾乎為零。

因為超導的實現條件過分苛刻,如此低溫的環境只能存在於實驗室中。

而且超導最先能用上的是抗磁性,不過仍然要等到半個多世紀以後的常溫超匯出現。

李諭爭取活到那時候,幫著國人再搞一塊諾獎。

實驗做起來難度不大,只要有低溫環境就可以,也不需要去搞理論研究。

反正理論也搞不了,至少李諭穿越前,超導到底是什麼機理還沒有解釋清楚。

李諭感覺這塊諾獎拿得確實有點輕鬆了。

在萊頓大學,李諭和昂內斯分別搞定了電阻消失與磁場為零的實驗。

抗磁性本來在歷史上是被邁斯納發現,稱為邁斯納效應,看來以後要換名字為“李諭效應”。

只是更大的可能不會這麼叫,因為李諭搞出來的科學大動作太多,名字根本用不過來,否則就會產生混淆。

沒多久,兩人就分別寫了論文,發到《物理年鑑》之上。

即便摸不清原理,超導也是物理學上的大發現,足以讓物理學界引起高度重視。

但由於這個實驗的重複難度有點大,暫時還要等待其他實驗室的論證,所以只是在學術圈中名氣較大,普通民眾大都不知曉。

二十世紀初想給大眾科普超導難度多少有點大,況且此後幾十年中超導現象都很難再次掀起浪花,畢竟這幾十年是量子力學和相對論的天下,光芒太過耀眼。

——

離開荷蘭,李諭去了趟巴黎,找阿歇特出版社結了一筆星戰系列的稿費,摺合下來又是數十萬美元入賬。

這種“躺著賺錢”的好時光能持續到一戰之前,李諭也需要這些錢儘快搞起來國內的民族企業。

順道他還被邀請參加了一場法國航空協會組織的飛行比賽表演。

法國人真的蠻重視飛機,動不動就搞個比賽,今天挺有看點,參賽者中有第一位拿到飛行執照的女性飛行員雷蒙德。

雷蒙德的飛機用的仍然是汽車的圓形方向盤,她在比賽中不慎墜毀,腿部骨折並造成了腦震盪,還好沒有生命危險,只是要離開比賽兩年時間。

李諭看完比賽,再次無奈地嘆息,飛機的發展還有一段路要走,自己駕駛飛機的夢想得多忍上幾年。

兩天後,李諭受邀去參加諾貝爾獎的頒獎晚會,正好與居里夫人以及讓·佩蘭共同前往斯德哥爾摩。

讓·佩蘭說:“我聽說李諭院士先生在斯德哥爾摩附近有一座小島?”

李諭點點頭:“面積不大。”

居里夫人說:“我有看過,但似乎比起旁邊的康有為島,還是少了東方建築韻味。”

李諭捂著腦袋說:“康先生的島我沒有去過。”

居里夫人說:“距離你的島不算遠,上面有一座小園林,雖然沒去過,但看報紙上的圖片很不錯。”

李諭可沒康南海那些閒情逸致,於是說:“我是為了以後有個搞實驗做研究的地方。”

他自然不敢說以後兩次世界大戰之事。

居里夫人說:“對了,還要感謝你與愛因斯坦先生的仗義執言。”

李諭笑道:“太客氣了。”

居里夫人是頂著壓力到的斯德哥爾摩,本來諾獎委員會因為她的緋聞一事,不想讓她親自來領獎,不過居里夫人堅稱這些都與她的科學成就無關。

再加上李諭和愛因斯坦發文力挺,諾獎委員會終究還是同意居里夫人來到現場。

此時的居里夫人面色比較憔悴,十分蒼白,看得出是長期做放射性實驗的結果。

到達斯德哥爾摩市政廳後,李諭發現有攝影機進行拍攝,而他被邀請為居里夫人致上邀請詞。

這是一種榮譽的代表,李諭在主席臺一側,對大家說:“居里夫人,我已經不需要為大家過多介紹,她現在非常著名。這位憔悴但熱誠的女性,一直堅持自己偉大的事業整整二十五年,令人務必欽佩。現在,我們有請她隆重登場。”

側面的大門開啟,居里夫人緩緩走到臺上,向大家鞠了一躬,然後在擴音器前坐下,開始了一段演講:

“尊敬的瑞典科學院士和各位來賓,我很高興有機會在這裡和大家分享我的研究成果和思考。

放射性研究是一個新興的領域,我們在其中探索著自然界中的奧妙。放射性元素的發現是這個領域的第一步,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探索更深層次的機會。在我的研究中,鐳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元素,它的發現和研究為放射性研究的發展提供了巨大動力。

我還想提到幾個正在發展中的新科學門類,比如核物理學還有不久前我剛在索爾維深入學習過的量子理論,我想它們是有關聯性的,甚至放射性也與微觀領域密切相關。

新科學需要大量科學家的獻身和努力,我們需要不斷地探索和發現新的知識和技術。我相信,在這個領域中,我們有很多工作要做,還有很多東西要發現和探索。

我也想提到一個非常重要的科學家——李諭。

他的名字各位不會陌生,一直以來響徹在科學的殿堂之中。僅僅一週前,他又在低溫物理學中與荷蘭萊頓大學的昂內斯教授有了驚人發現。

在我看來,他是一個傑出的科學家,他的工作為我們提供了很多啟示和指導。

新的科學工作者讓新科學領域的未來充滿希望。

我的假說和理論也會為此後的研究提供一個主幹,併為尋找新元素提供一種方法。

最後,我想強調的是,我們在放射性研究中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更好地理解自然界和改善人類的生活。我們需要更多的科學家和研究者加入我們的行列,共同探索更深層次的奧秘。

而不是因為一個人的出身以及性別產生科學之外的猜度。

謝謝大家!”

臺下響起了熱烈掌聲。

李諭壓根沒想到居里夫人會提到自己,還在如此隆重的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上對自己做出極高評價。

心中多少有點受寵若驚之感。

晚宴上,李諭向居里夫人表達了感激之情。

居里夫人只是微微一笑道:“我說的都是心裡話,而且,我一直認為你比我還要執著。”

李諭只能端起一杯紅酒道:“一切盡在酒中!”

——

離開斯德哥爾摩後,李諭去德國與留學的蔡元培見了個面,就坐船前往了美國。

算日子,國內要變天了,他要快點處理一下事情然後回國。

雖然辛亥是一次流血程度很低的革命,不過終究是改朝換代,得做好應對之策。

並且一個本應位於風暴之眼的人,現在也在美國,——中山先生。

剛下輪船,李諭就看到報紙刊登了武昌起義的新聞。

老美的速度還是挺快的,僅僅兩天後就獲得了訊息。

此時的中山先生還在美國中部的科羅拉多州丹佛市籌錢,同樣剛剛透過報紙得知武昌起義。

李諭好不容易透過電報聯絡上了他,中山先生表示幾天後會來紐約見李諭一面。

國內出了這麼大事,中山先生卻還得在美國待幾天,因為他得趕緊完成籌款任務。

正好李諭有錢……

而且對中山先生來說,國內的訊息還不是特別明朗,李諭掌握著通訊技術,對國內發生著的事情肯定知曉最快。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