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尉領旨去出征,騎著烈馬拉硬弓,百步穿楊去得準,箭中金錢喜氣生。裡德的戰友有的戰死,有的帶著殘疾退伍,有的全身而退,孩子們一天天長大,裡德和梅麗爾則步入了而立之年。隆冬早晨,30歲的裡德還沒睡醒,電話鈴像自動步槍“叮叮叮……”響了起來,裡德眯著眼抓起話筒,領導佈置的任務又來了------帶隊去天門山征剿居延地方游擊隊,殺掉游擊隊長烏吉。對於打仗的人來說,死亡已沒有什麼秘密了,只要隨隨便便扣一下扳機就能殺人。裡德12年前入伍時接受的教育是:誰第一個開槍,誰就能活下來。戰爭法則就是如此------殺人或被殺!行軍途中,裡德團長告誡部隊裡的新兵:“你們在居延要學會兩件事:一是走得快;二是射得準。至於思考嘛,由我來承擔。命令讓你們往哪兒射擊,你們就往哪兒射擊,你們只需要學會聽從命令射擊。射擊時,任何一個人都不用可憐,擊斃嬰兒也行,若是襁褓裡藏有炸彈的話。因為居延的男女老少,人人都和我們作戰。”真個是:揹著棺材上戰場------豁上命了。

裡德率領部隊經過一個村子,打頭的汽車馬達不響了,司機下了車,掀開車蓋,一個十多歲的毛孩子竄上來,一刀刺入他的後背,斜刺在心臟上。司機撲倒在發動機上,瞬間,那個毛孩子被子彈打成了篩子,裡德下令屠村,這座村莊頓時變成一片焦土。裡德向士兵訓話:“每個人都想活下去,沒有考慮的時間。我們已經看慣了別人死,可是害怕自己死。一個人在一秒內可以變得無影無蹤,彷彿他根本沒有存在過……”

裡德團部進入天門山麓,叢林裡有個游擊隊員正在躺著看《花花公子》期刊,他是神槍手,他瞅見一個人肩章是一條槓上三顆小星星,是上尉——價值五萬塊錢,“砰”的一槍!兩槓一星,是少校——價值二十萬元,“砰”的一槍!一槓一顆小星星,是少尉,“砰”的一槍!部隊遭遇狙擊埋伏,裡德命令後撤山下兩公里駐紮。到了夜裡,天門山游擊隊隊長烏吉開始按人頭付款:打死了一個上尉——發給5萬塊,打死了一個少校——發給20萬元;打死了……“什麼?少尉?你把咱們的財神爺給打死了,以後誰給咱們拿來乳酪、被褥?把他吊死!”烏吉大發雷霆。而裡德此時已派出兩個偵察兵潛上山來。

翌日凌晨4點,裡德呼叫指揮總部,告知烏吉游擊隊座標,幾分鐘後,炮彈像傾盆大雨呼嘯砸下,天門山瞬間成煉獄,一百多名游擊隊員的肢體被炸得七零八落。在被滾熱的彈片燙得沸騰的髒水坑裡,被燒焦的人頭齜牙咧嘴的表情,彷彿他們臨死前不是叫了幾個小時,而是一連笑了幾個小時。7點鐘,裡德釋出總攻命令,一千多名官兵合圍衝上山,兩小時後清點戰場,烏吉和天門山游擊隊員悉數被殲,繳獲頗豐,有萬相臺製造的被褥、軍靴、步槍、乳酪、伏特加酒、格瓦斯、魚子醬、布林餅、燻腸、楓糖、男性自慰用品……

返回途中,裡德部隊的裝甲輸送車軋到了“渭川地雷”,被炸燬了,裡德親眼看到一個人和發動機一起飛了出去。爆炸後第十四天,白帝城戰地醫院,那個被炸飛的裝甲輸送車司機從昏迷中甦醒過來。他小聲說話也會震得頭疼,只能小聲,大聲不了。他已經接受過軍醫院的治療,他被切開了顱骨,腦袋裡像是一鍋粥,清除了碎骨渣。用螺釘把右手接起來,但沒有骨節。他的第一種感覺是惋惜,惋惜一切都不可挽回了,看不見朋友了,最難過的是自己再也上不了單槓了。

他在幾家軍醫院裡躺到差一個月就滿三年,進行了二十次手術,有六次是全身麻醉。在居延戰地醫院實習的大學生們根據他的狀況寫過文學報告《他有什麼,沒有什麼?》,發表在國內主流雜誌上,可惜沒什麼人看。他自己不能刮臉,實習的大學生們替他刮。第一次刮臉時,學生們不小心把一瓶香水都灑在了他身上,可他還在喊:“再來一瓶!”他聞不到香味,聞不到。他從床頭櫃裡取出了所有東西:燻腸、黃瓜、蜂蜜、糖果,都沒有味兒!他看東西有顏色,吃起來有味道,可就是聞不到。他幾乎要發瘋!春天來了,奼紫嫣紅,這些他都看見了,可是聞不到香味。他的頭裡被取出了2毫升的腦漿,顯然把與氣味有關的中樞給剔除了。三年過去了,他仍然聞不到花香、煙味、女人香水的味道。如果香水氣味又衝又濃,把香水瓶塞在鼻子底下,他倒是能聞出味來的,可能是腦髓中剩餘的部分承擔了喪失的功能。

這名裝甲輸送車司機出院以後,領了一筆補助金——8000元,部隊有規定:輕傷——10000元,重傷——80000元。以後的日子,得自己看著辦,撫卹金沒有幾個錢,他回國後,只好依靠爹媽養活。他老爹、老媽過著沒有戰爭勝似戰爭的日子,他的父母頭髮全白了,都患了高血壓、甲亢。

有領導邀請他到國內重點高校去演講。他反問領導:“講什麼?我不會講戰鬥行動。講我至今還如何害怕黑暗?有什麼東西一掉下來,我就會嚇得全身發抖?講怎麼抓了俘虜,可是沒有一個能押回團部?當兵一年裡,我沒有見過一個活的居延游擊隊員,我見到的都是死的。講收集人的幹耳朵?講戰利品?講炮轟後的村莊?村莊已不像是人住的地方,而像挖得亂七八糟的田地。講戰爭是激情燃燒的歲月?難道我們的大學生想聽這些事?我記得我們是一邊破壞、殺人,一邊建設、饋贈禮物,這些行為同時存在,至今我也無法把它們分開。我害怕回憶這些事,我躲避回憶、逃離過去。從居延戰場回來的人中,我不知道有誰不喝酒、不吸菸。領導,您千萬不要讓我講在居延的兄弟情誼,我不相信這種情誼。打仗時我們能夠抱成團,是因為恐懼。我們同樣上當受騙,我們同樣想活命,同樣想回家。在居延,我們能聯合起來是因為我們一無所有。我們關心的只有這些問題:足夠餘生餬口的撫卹金、有電梯的住房、便宜的好藥、能看上好醫生、進口的假肢、成套的傢俱……這些問題解決了,我的戰友癱的癱、痴的痴、死的死,也就差不多了。”

領導尷尬地笑笑說:“我正在寫一本反映居延戰爭正能量的書,您不願作演講也沒關係,我主要是想聽您說說居延的事,蒐集寫作素材,您繼續。”他鼻子皺了皺,像祥林嫂繼續道:“等我絞盡腦汁,千方百計把住房、傢俱、冰箱、洗衣機、電視機弄到手,大功就算是告成了!那時,我馬上就會明白:我已無事可做,或許還可以找心理醫生聊聊怎麼個安樂死法。現在的年輕人不接近我和我的戰友,不理解我們。表面上,我們像是和幾十年前偉大的保家衛國戰爭的參加者享有同等待遇,但他們是保衛了祖國,而我們呢?我們像是扮演了‘鬼子進村’的角色。我恨透了戰爭,當我在居延吃夾生飯,在那邊把命交給‘渭川地雷’時,有的人卻在萬相臺國內品著筠連紅茶聽音樂,摟著姑娘們跳‘沙沙舞’,看國外電影大片。等到幾年以後,戰爭後遺症在我和我的戰友身上發作時,人們就該回避我們了,在單位上、在家裡,都會如此,再不會有人邀請我上臺作報告,我們對大家來說會成為負擔。對了,領導,您寫的書有什麼用?為誰而寫?為我們從居延戰場回來的人?反正不會討我們的喜歡。當然,那或許會討喜您的領導。難道您能夠把發生過的事都寫出來嗎?那些被打死的駱駝和被打死的婦女兒童躺在一塊兒,躺在一片血泊裡,婦女兒童和駱駝的血混在一起,您敢寫出來嗎?有人還需要這樣的書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