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國捧著太子增批的《禮記》,精神恍惚走到外邊,抬頭一看感覺太陽過於刺眼。

孟昭見狀笑了笑:“先生何必如此,太子增批的只是《內則》,又沒有強行增批《大傳》。一點小事,無傷大雅。”

胡安國緩了一口氣,點頭說:“確實。”

兩人又聊幾句,各自回去辦公。

《禮記》是對先秦禮法的總結,進而引導確立後世兩千年來,中國人的宇宙觀、世界觀、人生觀、教育思想、政治思想、法律思想、美學思想等等。

其中,《王制》講的是治國理念、學校教育、喪葬養老等等。

《大傳》講的是宗法制度,這玩意兒也是有積極意義的,甚至可說能夠推動中華文明發展。

《內則》講家庭內部的禮儀規則,同時還包含飲食制度。但它講得太細了,具體到個人行為準則,近現代批判的吃人禮教,很多都可以在這篇找到影子。所以朱銘也對其頗不認可,非要增加批語不可。

朱銘對於婚姻的增批,並非以男性視角搞雙標,它有著具體的社會道德背景。

夫妻和睦,父母讓離婚,這種事情不會發生在底層貧苦家庭,因為兒子討媳婦是要考慮經濟成本的。它肯定發生在具有一定經濟基礎的家庭,而女方的孃家也會有一定社會地位,朱銘的增批給女方孃家提供了火力。

這樣保護婚姻,就算公婆日常刁難,也會礙於女方孃家和社會輿論壓力,不敢做得太過明目張膽。真被刁難得過不下去了,女方也可以提出和離,而不是遭到公婆命令休妻。

和離與休妻,還是有區別的。

而夫妻不睦,父母卻不讓離婚。在巨大的家庭壓力和道德壓力下,丈夫還要堅持離婚並鬧到官府的,要麼是對妻子不忠、對父母不孝的王八蛋,要麼就是夫妻倆確實矛盾重重過不下去。

這種情況,朱銘讓判案官員酌情判決離婚,而官員礙於傳統道德,在多數情況下是不會判離的。

兩處增批,都是在給弱勢方增加砝碼,並且還不一定能夠成功。

《國朝禮記正義》這本書,胡安國只是擔任總編而已,屬於翰林院內好幾個學派的妥協產物。

胡安國拿回翰林院,讓諸派學者慢慢觀看。

眾人看完太子增批,大部分都沉默了,少數憤怒或歡喜的,也不敢當眾表露出來。

唉,還是慢慢編《春秋傳》吧,胡安國悄無聲息回到辦公室。

歷史上那本《春秋傳》,是胡安國受靖康刺激而編成的。他身為“秦黨黨魁”,當時搞得裡外不是人,在秦檜正式主持議和時,胡安國其實已經辭官隱居了,並在隱居期間把這本書給寫出來。

通篇總結就四個字:尊王攘夷!

大一統是尊王,當時兵頭子遍地,農民起義頻發,胡安國說大家要聽皇帝的話。

大復仇是攘夷,反對議和,號召報仇。

而且,胡安國把很多《公羊傳》都沒註解為復仇的句子,強行理解為是在宣揚復仇。

整體的復仇觀點,說白了就是宣揚抗金思想:

第一,臣子對君父有討賊復仇的義務;

第二,不能跟仇國恢復邦交,更不能議和;

第三,與仇國作戰,雖敗猶榮;

第四,反對九世復仇,因為這一代不復仇,下一代多半會忘了仇恨,就算沒忘也缺少切膚之痛。這一代如果不能復仇,下一代還是算了吧,不要把子孫拖入無休無止的復仇深淵。

現在的胡安國,更側重於闡述大一統。

趙佶、趙桓曾經是他的君父,但朱銘並未弒君,這兩位前朝皇帝還活著呢,所以胡安國用不著給君父復仇。

胡安國甚至主動為朱銘造反找理由,譬如“國之所以為國者,德也”,批評趙桓、趙佶為“君失其德而故失其國”。

又說大明為新朝正碩,國內割據勢力應該放棄抵抗,包括宋徽宗、鐘相都該歸順朝廷完成大一統。又言燕雲、河套、西域、大理、交趾,皆為華夏故土,必須完成國土統一,同時這也是在對蠻夷展開復仇。

胡安國坐在辦公桌前,閉目回憶今日的對話,再聯想到皇帝、太子的種種政令。

猛地,胡安國彷彿看到董仲舒站在自己面前。

他知道自己該寫什麼了!

《春秋》除了宣揚尊王攘夷,搞大一統、大復仇之外,還可以是改革制度之書。

董仲舒當年使用《春秋》時,就陰戳戳賦予其改革意義。後世康有為搞維新變法,便順著董仲舒的思路,宣稱“《春秋》專為改制而作”。

胡安國臉上露出微笑,提筆寫道:“《春秋》微言大義。大義者,尊王攘夷也。微言者,改立法制也。”

只要不跟自己的核心理念相悖,胡安國在學術上願意變成太子的形狀。

這廝寫完一篇文章,翌日便去求見太子。

朱銘看完頓時展露笑容,點頭讚許:“胡先生不愧是當世大儒!”

在胡安國的文章裡,朱國祥、朱銘的改制創新,跟王安石的變法改革完全不同。

王安石變法,變的是大宋祖宗之法。

朱國祥、朱銘屬於新王改制,是合理合法合乎儒家精神的。“通三統”是聖賢之言,新王創立新的法制就是在履行聖人教誨。

因為隋唐宋的制度,都有其缺點,所以它們才會亡國。

同時它們又各有優點,所以它們才能取代前朝。

通三統的意義在於,採納前面幾個朝代的優點,摒棄那些朝代的缺點,根據現有的情況進行統合,從而創立最適合新朝的法度。

所以,朱氏父子不管怎麼改變制度,那都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有的地方改錯了還可以再改回來。

大明版的胡安國《春秋傳》,正式確立其思想基調,即:通三統(改革制度)、大一統(皇帝集權)、大復仇(領土擴張)。

胡安國說:“昨日受太子殿下言語啟發,臣於《春秋》又有領悟,因此才寫出這篇拙文。”

朱銘畫大餅道:“等先生寫成《春秋傳》,我定向陛下舉薦先生為觀文殿大學士。”

“不敢有此殊榮,臣實惶恐。”胡安國面帶微笑,顯得那麼雲淡風輕。

北宋皇宮裡的大殿,名字暫時都沒有改。

觀文殿大學士屬於加官,榮譽稱號而已,宋代一般授予給宰相。

但也有例外,比如徐處仁,就以大名知府的身份,獲授觀文殿大學士頭銜。

此大明非彼大明,一來就給閣臣定下官職品級,不用依靠大學士的名頭做事。所以大明新朝的殿閣大學士,跟閣臣宰相有所聯絡,但兩者並未進行繫結。

朱銘反覆閱讀這篇文章,猛地喊道:“拿彩幣來!”

彩幣,其原意並非錢幣,是皇帝賞賜大臣的財帛統稱,它可以是刀劍、駿馬和布匹。

但到了大明新朝,它就真的變成錢幣。

胡安國捧著剛領到的彩幣,忍不住仔細打量起來。

五枚金幣,五枚銀幣,並非傳統的外圓內方形制,而是厚厚的圓形錢幣。正面為日月圖案,背面印著“壹兩”字樣,側面還有鋸齒防止故意磨損。

朱銘笑著說:“這是新朝的金銀幣,分為御賜和民用兩種。御賜彩幣,日月圖案有略微不同。一個金銀幣為法定一兩,裡面摻了些雜質,免得金銀過軟易變形。”

胡安國問道:“今後民間也用嗎?”

朱銘點頭道:“銅錢過於沉重,金銀又使用不便,於是鑄造這種金銀幣,用來方便民間大額交易。”

鑄造金銀幣的鑄錢監,目前只設立了兩所,一在漢中,二在洛陽。

等山東徹底穩定之後,山東也會設一所,因為那裡盛產金銀。

說是鑄幣,其實是用水力鍛壓的。

一枚金銀幣,金銀含量只有85%,既能防止錢幣變形,也能靠鑄幣來賺錢。

朱銘說道:“舊宋鑄造的金銀銅錢,依舊可以使用,但不會再行鑄造。官府收到的舊錢,會逐步熔了另鑄新錢。”

胡安國連忙說:“統一貨幣,此亦新王通三統也。”

宋徽宗時期搞出許多大額銅錢、夾錫銅錢,大明新朝是不予認可的。

別說大明朝廷,就連舊宋朝廷自己都不認。明明是朝廷鑄造的錢幣,收稅時官府卻不要,因為那玩意兒的實際幣值太低了。

不過從北宋中期開始,由於貨幣需求量劇增,而銅產量又嚴重不足,導致全國都在鬧錢荒。

大明新朝也銅儲量不足,所以在收稅的時候,允許百姓用大額銅錢折價交稅。收上來的老式銅錢,逐步進行熔鍊重鑄,可以回收許多鑄幣原料。

具體怎麼折價,按當地實際幣值計算,這種做法可操作空間極大,肯定有官吏欺上瞞下從中漁利。

但從長遠來看,短時間的損失可以接受。

當然,夾錫錢、夾鉛錢堅決不收!

胡安國拿著金銀幣,面帶春風回到翰林院,他是第一個獲賜新式彩幣的人。

只賞賜五兩金幣、五兩銀幣,這並非朱銘太摳門,反而是古代賞賜的常態。動輒賞賜金銀千兩,那才屬於反常呢。

胡安國離開之後,朱銘再次閱讀此文。

他極為喜歡這篇文章,雖然扭曲了《春秋》原義,但經典不就是用來扭曲的嗎?

漢武帝當年重用董仲舒,就是為了統一思想,為自己北擊草原提供理論依據。

當時用“大復仇”來對外戰爭,實際上非常牽強,因此還加上一句“天下為一,春秋之義,王者無外”。

王者無外,就是漢武帝時期,對《春秋》大一統、大復仇的新定義。

在這種思想的加持下,估計今後的大明使節,會跑去國外故意挑事兒,為大明擴張提供“大復仇”藉口。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