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四十九章 漕運總督

他們不提運河還好，這一提運河，可是提醒了朱由校這漕運的重要性。

北方几省連年災禍，遼東也在實施物資經濟封鎖的戰略，如果一旦失去後勤保障，那一年的辛苦努力就全白費了啊。

因此這漕運總督的人選，尤為的重要，可以說是雙方明爭暗鬥的關鍵勝敗所在。

漕運總督可是一個肥差啊，戶部尚書都或許不及他，這個官職所掌握的權力，也已經不能用大來形容了。

萬曆年間就有一個叫李三才的人，任職了十二年之久，是時間最長的官員。

在他任職期間，可以說是文官們的精神領袖，對抗皇權的領頭羊，東林黨當之無愧的魁首。

萬曆皇帝派去的那些礦監稅使，都是被他斗的個灰頭土臉，顏面盡失。

而他也是藉著這一個肥差，完完全全的發家致富了，並在官場和士林當中，聲望達到了頂點。

當時的他，被譽為“言足以犯當世之忌而無其險，功足以為端人正士之偉而無其奇，風足以廉頑直懦流映千載而無其高”！

仕途官職也是一路飆升，一直升到了戶部尚書之職，雖然是兼領的，但也是不容小覷。

一時之間，整個朝野上下，所有的人都在呼籲請願李三才入閣輔政。

可當時的萬曆皇帝，雖然懦弱，但也還是有底線的。

李三才將他信重的礦稅太監陳增給活活逼死，本就看他不順眼，怎麼可能會讓他入閣。

見入閣無望，李三才也不追求能夠再進一步，於是全身心的將精力放在鞏固東林黨的政治地位上。

並且竭盡全力的去為江南的豪紳大族們，爭取更多更大的特權。

萬曆三十年時，他就請旨皇帝罷免礦稅這一項與民爭利的政策，還說什麼不罷免就辭官的話來威脅皇帝。

萬曆好歹也是個堂堂的男子漢大丈夫，怎麼可能一點血性都沒有，當即就準了，將他所有官職罷免，趕回了老家。

而他之所以敢這麼大膽，明目張膽的反對皇帝的政策和行動，甚至要去左右皇帝的想法。

歸根結底還是他的實力太過強大了，已經強大到皇帝都畏手畏腳的地步。

除了背後的江南大族和士林文人在堅定的支援，還有一個最大的原因就是他的權力實在大的可怕。

漕運總督可不僅僅是管著一條三千多里的運河，還管理著鳳陽府、揚州府、淮安府、廬州府，徐州、和州、滁州四府三州的地方行政大權。

權力橫跨南北數省，整個運河所經過的地區，全部都是由漕運總督說了算。

最為離譜和關鍵的是，漕運總督手上是握有兵權的，這才是他們真正的倚仗和皇帝所顧忌的。

在景泰二年之前，大明朝是沒有漕運總督一職的，因為在景泰年之前，漕運對於大明並不是那麼的重要。

只有漕運總兵官和漕運參將，是朱棣在永樂十八年遷都北京後設定的。

總兵官和參將的府衙大本營就在淮安這座關鍵城池當中，統籌全域性。

總兵官跟參將這兩個職位的人選，也和南京守備是一樣的，只能由勳貴來擔任，就連武將都不行。

目的就是要將漕運緊緊的抓在自己的手中，事實證明，朱棣的預料是完全正確的。

一直到景泰年之前，運河一直都是暢通無阻，從來就沒有出現過現在的情況，動不動就是哪裡堵了，哪裡需要疏通維修，向朝廷伸手要錢。

可自從土木堡大敗之後，一切都開始改變了，蒙古騎兵時隔八十餘年再次跨過長城，入侵漢地。

這些強盜馬匪的肆意搶掠和破壞，完全摧毀了北方几省的農業基礎，百姓因為戰亂而民不聊生。

而當時的國都京師，也剛剛經歷一次大規模的保衛戰，各地的調派而來的守軍，以及流竄逃亡的百姓都是要糧食吃的啊。

當時的京師乃至整個北方，各個地區互不相通，也根本就沒有多餘的糧草來維持保衛戰所急需的糧食。

因此一直都存在感不強的漕運，一瞬間就變成了救命稻草，當時的北方，就和現在一樣，所有的物資糧食全靠南方供應。

勳貴們循規蹈矩的執行著正常任務是完全沒問題的，可是到了這種戰爭緊急狀況時，他們在這方面的能力弊端就顯現了出來。

在北京保衛戰的前後時期，因為要大批次的運糧、運兵、運物資，運河上的船隻何止多了十倍，完全超出了承受範圍。

漕運事務的突然繁忙，讓勳貴武臣們措手不及，因為當時涉及到許多省府地區的行政，又要進行各方的協調工作，武官們根本就應對不過來。

於是景泰皇帝朱祁鈺，就派遣了大量的文臣，入總兵官和參將的府衙進行協助，其中不乏有侍郎和都御史之類的高官。

北京保衛戰勝利之後，頭號功臣于謙的聲望和權力達到了頂峰，同時也是文臣們的頂峰。

於是這些早就不滿屈尊於勳貴武臣之下的貪權之人，就開始搶奪起了武將的權力。

漕運總督之職，就是因此而增設的。

可當時雖然有了漕運總督之職，但權力還是比較平衡的，漕運總督還不能夠一言而定。

文官們也知道心急吃不了熱豆腐，所以也不急於一下子就拿到能夠一手遮天的大權。

於是當時的漕運，就形成的文武雙方並治同管的局面。

他們的分工是文臣負責與各省糧道，按規定將應徵的漕糧徵集起來。

等在淮安清點核對了以後，再由武臣負責押運進京，即所謂的“文督催，武督運”。

到了景泰八年，被囚禁了八年之久的正統皇帝朱祁鎮，透過奪門之變再次復位登基，改元天順。

這時的朱祁鎮，已經不再是那個心智不成熟，只顧貪玩的正統皇帝了，而是政治手段和心智都已合格的天順皇帝。

他登基之後，對於文官的巨大權勢有了一個大概的認知，大權旁落，讓他這個二次上位的皇帝有了強烈的危機感。

於是他在各種綜合因素的指引下，非常果斷的處死了當時的第一權臣于謙，這個導致文官崛起的“罪魁禍首”。（這裡是站在皇帝的角度說問題，不是黑于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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