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淦這些年雖然地位日高,但因為一直在四處開闢商道,並未養尊處優,是以昔日的騎術沒有落下,趕回京師的時間比高務實預計中足足早了一半。

曹淦既然趕回來,高務實就要臨時抱佛腳,仔細問一問這十年來的封貢互市究竟幹得怎樣了,這也是自己去蒙古之前的必備功課。

面對高務實的問題,曹淦早有準備——他在高務實麾下,最早就是以蒙古通著稱,這可是他的看家本事,哪裡會不重視?

據曹淦介紹,隆慶、萬曆以來,大明和蒙古互市的場所,一共有十—處之多。

在大同有三處,分別是得勝堡、新平、守口;在宣府只有一處,但這一處地位緊要、交易量也很大,就是張家口;在山西者一處,叫做水泉營;在延綏者一處,叫紅山寺堡;在寧夏有三處,分別是清水營、寧夏中衛和平虜衛;在甘肅有兩處,分別是洪水扁都口和高溝寨。

這些互市之處,均由守邊將領管轄。同時,每當開市期間,大明朝廷和蒙古貴族們又共同派出軍隊充當守市人員,維持市場秩序,用曹淦的話說:“令各支虜酋各差一人為首領,統夷兵三百,駐紮邊外。各鎮各令本路副參等官,各統本支精銳官軍五百,駐紮市場”。

而互市的市場,一般都設在邊牆處,四周圍以高牆,猶如“甕城”,關內關外各有—閘門,閘門可以啟閉。

按大明舊制,凡諸部互市,築牆以規市場,謂之市圈。在“市圈”內設高樓,供駐紮市場的官軍嘹望。

曹淦道:“虜每一入市,少者四五十,多者百餘騎,並皆就甕城,閘封。”然後進行互市貿易。這就是互市市場的設定狀況。

互市的交易日期,大多以一月為期。不過曹淦也說了,在互市初開的時候,每年的交易日期往往不足一個月。

高務實問了問具體情況,曹淦介紹道:“隆慶五年時,大同得勝堡互市的日期是五月二十八日到六月十四日;新平互市的日期是七月三日到七月十四日;宣府張家口市是六月十三日到六月二十六日。以後,隨著互市之興盛,交易日期便不斷延長,到最後才至一個月時間。”

高務實點了點頭,這很符合大明的風格,一開始扭扭捏捏,後來發現有利可圖,自然就先把面子放在一邊了——至少窮成狗的九邊各地是不要節操的。

曹淦又繼續介紹,說在互市上,—般商品由儈人定物價,朝廷要求下面不得欺壓蒙古人,但馬匹的價格則是由大明朝廷規定的。

具體一點的價格是,上等騸馬一匹,擬價十二兩,搭配段布官貨一分,實價銀八兩餘;中騸馬一匹,定價十兩,貨實值銀七兩餘;下騸馬一匹,定價八兩;貨實值銀六兩餘。

這個價格,可比當年便宜多了!高務實猶記得十年前的時候,曹淦告訴他,一匹上等騸馬價值至少是二十兩以上,而且還不容易拿到貨,當時只有他能搞到。

想不到十年發展下來,別說京師的牛羊肉比豬肉便宜的情況一直持續下來,甚至連馬價都降下來了,這互市的功勞,真是誰也不能抹殺。

朝廷規定價格的原則高務實倒是知道:“務使客商有利,夷價無虧”——也就是要使蒙漢雙方兩獲其利,所謂雙贏是也。

曹淦也佐證了這一點,他說如漢族商民,概以故衣雜貨,每值銀七、八兩;即買兒騍馬一匹,可賣銀十餘兩,各以次從便加減,率得厚利,遠邇歡騰。

由於價格規定得較為合理,蒙古方面,諸部落首領“感德日深,赴市日眾,市馬日多”,這就使互市中馬匹的成交量越來越多。

曹淦甚至還給了一個早期的統計資料:隆慶五年,宣府、大同、山西三處互市成交的馬匹有6850匹;隆慶六年為7845匹,到了萬曆元年,直接激增到19103匹,而萬曆二年又增加到27316匹。光是這頭四年之間,馬匹的成交數量就幾乎增加了三倍。

至於後來,由於曹淦去西北開商路去了,就沒了具體資料,但他很確信地表示是“年年增長”的。

當然,這僅僅是上述三處互市中馬匹交易的情況,如果將其他互市之處的馬匹成交數也計算在內,那麼將是一筆更為可觀的數字!

高務實點了點頭,心中暗道:由此可見,合理地規定價格,對互市貿易的發展具有促進作用,光想著宰人可不行,蒙古人雖然不讀書,但生意做賺了還是做虧了,那肯定還是看得出來的……果然做生意必須堅持“雙贏”。

然後高務實還從他在曹淦口中問來的一些細節中得出了幾點發現,比如從互市貿易中的商品構成來看,生活必需品和生產資料開始佔有主要地位,奢侈消費品雖然在他的大力提倡下也處於增長中,但其整體佔比卻一直在下降。

現在互市中的商品,以馬匹、糧食、布匹為主,當然此外還有許多其他商品。

蒙古方面輸入的商品主要是糧食,布匹,絲織品及其他手工業產品;大明內地輸入的商品主要是畜產品,有作為軍事物資的戰馬、作為運輸工具的駑馬,以及作為農業生產資料的耕畜如牛、騾子等,當然更少不了作為食品的牛羊肉——京師牛羊肉比豬肉便宜就是這麼來的。

曹淦說在互市中,漢人“以緞綢、布絹、綿花、針線索、改機、梳篦、米鹽、糖果、梭布、水獺皮、羊皮盒等物,跟蒙古人交換馬、牛、羊、騾、驢及馬尾、羊皮、皮襖諸物”。

另外,他還提到一點,就是在互市之初,大明朝廷為防止蒙古人冶煉鐵製兵器,曾禁止輸出蒙古牧民生活必需的鐵鍋,這事造成了很大的不便,蒙古方面怨言很大。

後來經時任宣大總督王崇古疏請:“及查得遼東開元、建寧之市,以京華粗鐵鍋入市。蓋此鍋生鐵不受煉炒,行之已久,此可效行。及查得宣大沿邊山程險遠,鐵鍋鮮至,今既有此鍋,即當容照遼右之衛例,以該鍋入市易,商夷攸便也。”

王崇古提到的“京華粗鐵鍋”,乃是京華特意推出的一種廉價鍋,其鐵質比較差,一般是做其他工具時的淘汰的那種,就拿來製造成鐵鍋賣給女真、蒙古,結果這玩意兒出乎意料的好賣——對於蒙古人和女真人來說,這鍋能用而且便宜,有這兩點就夠了。

於是大明朝廷准予京華粗鐵鍋進入互市交易,但還是將硝黃、銅鐵、盔甲、兵刃列為違禁物品,嚴禁進入互市交易。當然這很正常,就好比美國佬不可能把航母賣給中國一樣。

曹淦又介紹道,在互市之中,既有大明朝廷經營的“官市”,也有民間商人經營的“民市”,一般來說,“官市畢,聽民私市”,而毫無疑問的是,京華這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又是個商業體量上的巨無霸,現在自然掌握著各個交易地點的民市。

“官市”主要交易繒帛、馬匹;而“民市”中交易的商品種類就多了,除了最主流的布帛鍋釜,還有針、線、梳、篦、米、鹽、糖果之類。

其實在互市初開之時,“官市”交易所佔比重更大一些,畢竟當時“邊氓畏慮,不敢貿易,虜入不市,釁怨易生。今歲且宜官為處置,使邊氓睹利,則人必樂從”。

“官市”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官出“市本”,與蒙古商民進行交易。

大明朝廷的“市本”主要由管理馬政的機構太僕寺發放,具體定額是“各邊年例市本每年二十餘萬,毫不可少。”

但如果交易量太大,“市本”不足怎麼辦呢?則“請借客餉”,或“請發兵部馬價銀”,甚至將“各營死馬椿朋內臟銀兩,盡充市本”。

邊將領取“市本”後,遣指揮一人偕商賈往內地各種商品的產地買進貨物,然後運回互市,與蒙古商民交易馬匹。

這個高務實是知道的,因為京華不僅自己掌握民市做買賣,其本身也是供貨商,他是看過高國彥交給他的“財報”的。

曹淦對於民市的發展之迅速十分得意,說“客商歲得虜貨之利,將源源自至”。

高務實笑著誇了他幾句——這事他功勞確實大,當得起誇讚。

不過這種由民間商人經營的民市,即便有京華主導,也仍然是有明一朝蒙漢貿易發展中的新事物。

根據曹淦所說:“自隆慶五年北虜款貢以來,始立市場,每年互市,緞布買自江南,皮張易之湖廣。彼時督撫以各部夷人眾多,互市錢糧有限,乃為廣召四方商販使之自相貿易,是為民市之始”。

也就是說,九邊的督撫們最開始是由於官市本錢不夠用,交易不了那麼多蒙古貨物,只好廣招“四方商賈”來跟蒙古人交易,四方商賈嘛,自然是以京華最強,所以民市的主導權就這麼被京華悄悄拿走了。

不過京華雖然自己有不少貨物生產,卻也不是“世界工廠”,不能包產萬物,所以民市中的商貨,如曹淦就說:“緞布狐皮等雜貨,來自蘇杭湖廣,由天津私港運抵,我京華商社乃運至市口”。

世間萬事萬物都有相應的聯絡,這天津私港之所以貿易額一路攀升,與大明和蒙古的貿易越做越大是有密切關係的。

高務實又問了問商稅的問題,這個東西最早還是他主動對高拱提出來的,不過他當時只提了個思路,具體怎麼操作的沒有細問。

曹淦便介紹說,在現在的互市貿易之中,大明朝廷按所定稅例向蒙漢雙方的貿易商民徵收比較輕微的商稅,“凡夷馬商貨,各有稅例,每年即以收穫銀充撫賞之用”。

這裡所謂“充撫賞之用”,就是大明朝廷在每年互市結束之後,對恪守條規的蒙古守市人員,獎給一定數量的銀兩及其它物品,市易“即畢”,還要“筵宴酋長,犒勞諸夷酋,人日牛肉一斤,粟米五合,麥面一斤,時酒一瓶,小菜油鹽醬醋及馬草銀七分二厘,飯柴炭銀二分,皆取給尖丁銀及商稅”。

與此同時,對漢民這邊的守市人員也有一定的獎勵。因此,蒙漢雙方的守市人員都有維持互市秩序的積極性,從而使交易活動得以順利進行。

至於具體稅率,曹淦說那個太複雜了,幾乎是按照不同的商品分類來定的,細說起來太費事,但如果簡單的講,就是高務實所說的“超低稅率”。

還有一個現象很重要,就是蒙漢互市貿易興起以後,蒙古牧民覺得互市每年僅開一次,實在是週期太長,於是經常成群結隊來到互市的市口,要求開設“小市”。

尤其在每年春天的時候,那些貧苦牧民缺少糧食,“愈見狼狽,有畜者每次於巡邊各口,求官權易。一牛易米豆石餘,一羊易雜糧數鬥。無畜者或馱鹽數鬥,易米豆一二斗,挑柴一擔,易米二三升。或解脫皮衣,或執皮張馬尾,各易雜糧充食。其瘦餓之形,窮困之態,邊人共憐之”。

因此,朝廷在萬曆元年時,由高拱決斷,允許在宣府、大同、山西、陝西、寧夏、甘肅等地分別設立“小市”,亦稱“月市”。

關於“小市”的詳細情況,據曹淦表示:“每月小市一次,每次不過三二日。虜人擐甲市口之外,官兵擐甲市口之內,兩相戒防,無異對壘。各夷或以羊皮,或以馬尾,或以板木,穀米之數與口內軍餘互相貿易。原無奇貨異產,每年所稅銀,少不過二三百兩,多不過四五百兩,俱佐前開賞功等項支用”。

也就是說了這麼幾點:一是“小市”的開市日期為每月一次,每次僅二三天,一般於每月十五日以後開市二三天,讓蒙古牧民前來貿易;二是“小市”開市之日,蒙漢雙方都派出軍隊維護市場秩序,保障貿易正常進行;三是“小市”中交易的商品主要是糧食等人們的日常生活必需品。

在“小市”中,蒙古牧民以牛羊、皮張、馬尾、氈裘、鹽鹼、柴草、木材等商品,向漢族商民換取糧米、布匹、鍋釜、耕具、絨線及其它日用百貨,“牛,米豆石餘;羊,雜糗數鬥;無畜,間以柴鹽數鬥,易米豆可一、二斗,柴一擔易米可二、三升”。

可能還得有個第四,就是高拱要求駐紮“小市”的“參將守備官”主持公平交易,“量抽稅銀”,“關吏得稅其物,以充撫賞”。

由於“小市”便於蒙古牧民生產的畜產品及時登市,就近交易,換取他們所急需的糧食、布匹等生活用品,因此對蒙古地區社會經濟的影響,較之每年開市一次的“大市”要更為廣泛深遠,曹淦說蒙古人都非常感念高閣老,認為他是活著的佛。

他拿出一張畫像來,道:“老爺請看,這是民市中很暢銷的‘高文正公像’,蒙古民間甚至稱為‘高菩薩像’,經常被蒙古人買回去供在家中拜祭。”

高務實愣住了,接過那畫像開啟來看,畫中倒依稀的確是三伯的模樣,只是三伯的威嚴之態在畫中沒有多少展現,反而畫得慈眉善目,一看就是個菩薩心腸的大好人。

這……我三伯在蒙古成佛了?